在山上躲了七天七夜，他还是没能躲过那场灾难，离开家时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，这种思乡的煎熬使他在78岁高龄时铤而走险，绕道菲律宾、香港回到祖国，由于这时距台湾当局开放“民众探亲”的政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周云亭老人因为此举还被台湾当局列上了黑名单。
下文摘自《台湾老兵》，于秀著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。
我是1949年从青岛港被带走的，当时我已经40岁，家里四个孩子，老大是个女儿12岁，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儿子，他们一个9岁一个3岁，最小的那个只有6个月。
当时兵荒马乱的到处在抓兵。为了躲避我跑到山上藏了七天七夜。那时候庄稼地都荒了，山上也没什么好吃的，我每天饿了就挖野菜吃，渴了喝山沟里的水，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，便跑下山来准备回家看看，谁知走到半道上便被国民党带走了。
那时我们大概有几百个人吧，都被送上停泊在青岛港的船上，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来到了台湾。
在台湾经过一番整编，我被编进了正规部队，又很快被运到海南岛，那时候战争打得很凶，很多人都死在了那里。我们这些人被打死的倒不是很多，主要是北方兵到南方有些水土不服，再加上整天靠吃菜叶充饥，许多人都病倒了。我也就是死里逃生才又随撤退的国民党部队回到台湾。
在台湾的部队里一呆就是十几年，出来时正是壮年的我，退役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。这十几年在兵营里就是混了个一日三餐，什么积蓄也没有的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找工厂打工，人家嫌我年纪太大，手脚不利索，不肯要我。想做个小生意又没有本钱，从部队里下来，我几乎要流落街头了。
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，我进了天主教堂当工友，每天擦擦、洗洗、扫扫院子，干一些清洁的活儿，这样我才总算有了栖身之地。我在天主教堂安下身来以后，便开始想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怎样了。
十几年来我音信全无，我不知道老伴和四个孩子能不能还在等着我回来，不知道自己的老爹老娘是否还健在，不知道儿子的死活，他们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牵挂。
那些日子，每当夜深人静，我便跪在“上帝”面前痛哭流涕，我要仁慈的上帝帮帮我，已经步入晚年的我别无它求，我只要能知道家的消息，对于回家我根本想都不敢想。
那会儿每逢做礼拜就会有一些教友留在教堂久久不肯散去。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退下来的老兵，也有一些老兵的家属，在无法抑制的思乡中，有很多人信奉了天主教，把自己交给了“上帝”权作一种感情的寄托。而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，则成了这些无依无靠的老兵们互相联络交流的机会。
由于个性内向，也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，对这种聚会我从来不怎么关心，可是，有一次我发现他们特别地神秘，出于好奇我凑了上去，才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托国外的朋友给家里捎去了信，并且，也得到了家里的回信儿。
当时由于台湾当局控制得特别严，这种事情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有时会被抓去坐牢。
我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该嫉妒人家那些已和家里联系上的老兵。那些天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一闭眼睛便是老伴拉着四个孩子站在村口等我。
1986年的春天，一个修女拿着一封信找到了我。看看四周没有人，她悄悄地对我说：“恭喜你，周兄弟，你家里来信了，太太和孩子们都在盼着你回去呢。”
当时拿到修女偷偷塞给我的家信，我再也控制不住，竟放声痛哭起来。
面对家里盼我早日回家的呼唤，我真的有些近乡情怯了，我不知道出来飘泊了40年仍是一无所有的我，如何踏上归家的路，如何给家里的妻儿老小一个交代。
这时我又托那个修女给家里捎去第二封信。
信的大致内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：我告诉老伴，我的身体尚好，能够自己行动，也十分想念她和孩子们，只是因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，台湾这边控制很严，我一时想不出回家的办法。再者说我几乎没有积蓄，就是有回家的机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，毕竟，我觉得自己该对家里有些补偿。
很快，老伴的信儿也捎回来，她在信里说，家里的生活早已与以前不同，女儿，儿子都已结婚成家，儿子还给我生了三个孙子，地里的收成不错，粗粮早就不吃了，每年收的小麦吃不了还要卖给国家一些。老伴劝我早点回家，她说：“你七老八十的人了，还在外面游荡什么，要是图钱的话，俺们娘几个干吗非要等着你回来。你只要人回来，饭就有你吃的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我也年纪大了，难道你真的要让我在走之前见不上你一面？”
那时海峡两岸仍然是没有什么松动。尽管祖国内地这边在1979年便发布了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欢迎台湾同胞返乡探亲访友，骨肉团聚。可台湾当局仍是一副不妥协的姿态，要在那个时候回大陆，不仅要冒很大风险，而且，走了就不可能再回来。我当时已横下一条心，说什么我也要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，回老家去。
1987年元旦刚过，在几个修女的暗中资助下，我筹起了回家的路费。我持旅游护照，从台湾先飞到了菲律宾，又从菲律宾飞到香港，再从香港转道广州，终于回到了离别将近40年之久的祖国内地。
那天我走进村子，正好是阴历的腊月二十三，过小年的日子。不断响起的鞭炮声使我的脚步踉跄起来。多久了，我没有再听到这种喜庆的声音，多久了，我没有与孩子们一起过个开心的新年。
走时40岁的壮年汉，再一次走进家门时，却已须发皆白，腰弓背驼，成了不中用的老头儿。
家里的人没想到我会在那个时辰回来，走进自家的院子，一个年轻后生问我，老爷爷，你找谁？
看到他酷似我儿子小时的模样。我心想这肯定是我的小孙子了，我把手里的拐杖一扔，上前抱住他便呜呜哭起来。
那孩子吓坏了，一边挣脱我一边朝屋里喊：“奶奶，奶奶，你们看他是谁？”
我跟着虎子蹒跚走进家门，见一个老太太正端着饺子往锅里下，屋里的灯很亮，我的白发和她的白发都在灯下散发着令人寒心的亮光。
尽管她人老了，瘦了，可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她，“她娘，是我，云亭，我回来了！”
听我这样说，老太太手一哆嗦，一盖帘饺子都扔在了地下，我心痛极了，忙半跪下去捡，可这时，一屋子人都围了上来。
“爹，爹，是你吗？你老人家真的回来了吗？”
“他爹，你，真的回家来了吗？”
老伴半晌才像醒过来似的，一把抓住我正在捡饺子的手，儿子过来将我扶了起来。
已经满脸苍老的儿子围在我身边：“爹，你回来怎么不让我们知道，我跟您孙子去接您啊。来，来，你们几个快叫‘爷爷’。”这时三个齐刷刷的小伙子一下子跪在我面前，“爷爷，孙子们给您老人家磕头了。”
这就是家啊，这就是我的老家啊，几十年来只有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，像个真正的人。
那一年的春节是我漂泊40年过得最舒心的一个年。
可也许这些年来老伴受的罪太多，她的身体已被生活压榨的只剩下最后一丝力气。而我的回家也让她了结了最后的心愿。我跟老伴刚刚团聚了没多久，她便一病不起，我竭尽了全力为她求医问药，可仍留不住她，第二年的秋天，她便永远离开了我，离开了这个刚刚完整的家。
这时我们村里也陆续有从台湾回来探亲的老兵，他们见到我都替我惋惜，说，云亭，你怎么不再等等，你走的第二年十月份，就允许回大陆探亲了，那样你还会带着“饷银”回来，有了这个钱，你的下半辈子就不用再操心了。
因为我是在开放前偷偷回大陆的，台湾方面很快给我注销了户口，并把我列入了所谓“通匪”的黑名单。
听说当局还到修道院去查了很久，并扬言我要是回台湾，会立即被送去坐牢，我知道他们这是在虚张声势，想杀一儆百。我既然打算回大陆就没有想着再回去。人能活几个80岁，与其在那个孤岛了却残生，到不如拼死一试，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着一步一步跨过台湾海峡的。
我想回家，这永远都不会是错的。
老伴去世后，我跟着儿子过。儿子憨厚，本份，对我也很孝敬。三个孙子个个精精壮壮，在我眼前出出进进，让我觉得晚年有靠。
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1992年，在我回家刚刚6个年头时，我那个小孙子突然遇上车祸去世了。这个打击让我都有些难以承受，更何况我儿子也是一把年纪的人。那时候他正在张罗着给小孙子盖房，准备娶媳妇儿，可谁成想竟飞来横祸。房子造好了，可人家媳妇却退了婚，儿子在那空空的新房里嚎了一宿又一宿，谁劝也劝不住。就这样还不到年底，儿子就病倒了，几个月后，小孙子的坟旁边又添了新坟，那是终于让他追了命去的他爹的坟。
短短几年时间，我失去了三个最亲的人，老伴、儿子、小孙子。在我们家后院山上这并排的三个坟如今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。
这么多年来，我们这些台湾老兵默默忍受了战争强加给我们的苦难。我们的家人、子女也在这样旷日持久的分离中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痛苦，我想我们有权利有资格要求祖国尽快和平统一，结束两岸骨肉难以相聚的悲剧。
